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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野:李安教会我的两件事

小野:李安教会我的两件事

有一天,我接到在美国南方教书的弟弟打给我的一通长途电话,他很困扰的问我说:「哥,你有没有李安导演的连络电话?」

「我没有,但是我可以替你打听一下。」我问他说:「你找李安干什幺?你家不就有一个啊。」

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」弟弟有点无奈的说,「最近有很多电话打到我家,说要找导演李安,偏偏我们家的李安接到电话会说,我就是李安。然后,就开始牛头不对马嘴了。」我的姪儿也叫李安,当初取名字时没想到会有这点困扰。

上个世纪八○年代中期,当我还在中央电影公司当电影公务员时,我也曾经打电话到纽约找李安。那时候他已经从纽约大学电影製作研究所毕业,他的毕业作品《分界线》得了纽约大学学生影展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。我打电话给他,邀请他回台湾拍电影。其实在更早之前,当台湾新电影浪潮刚兴起时,我们就考虑过他,可是他还没从纽约大学毕业。当时他拍了一部三十分钟的《荫凉湖畔》,得到第六届金穗奖十六釐米最佳剧情片,和他同时得奖的曾壮祥正好在中影公司的一个部门工作,我们就邀请曾壮祥加入了三段式电影《儿子的大玩偶》的导演工作。

这次打电话给李安之前我们又看了李安的《分界线》,一致认为他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那种能兼顾商业和艺术的高手。我们已经作出原则性的决定,那就是无论如何都希望能让李安加盟中影这一波新导演的行列。为了配合李安,我们不惜把拍片现场拉到美国去。我们想了一个留美学生的故事「长髮为君留」,并且计画让吴念真直接飞去纽约和李安谈剧本。通常接到这种电话的导演都像是从天外飞来的好运般雀跃。不必靠人脉、拉关係、走后门,甚至于贿赂,机会从天而降。可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李安在电话那头,没有想像中的喜悦,他的语调缓慢而犹豫,慢条斯理的回答着:「拍电影这种事是急不了的,要考虑的事情可多着。慢慢来吧。」

「可是,有些机会也是稍纵即逝的。」我鼓励他先做再说。

大约又隔了一年,李安请他的同学王献箎送来了一个刚出炉的电影剧本《喜宴》,我赶快将这个剧本读完后提交公司的製片会议,当时我强烈建议拍摄,但有人反对中央电影公司拍同志电影,我感觉自己渐渐远离决策核心,知道是该离开中影了。然后,我就真的走了。走的时候还在想:「你看吧,李安,你的机会就是这样丢掉的。」就在我我离开中影三年后,快无法承受一再的挫折打算要改行的李安,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《推手》,接着他又拍了《喜宴》。当《喜宴》在柏林影展得了大奖,李安在电视上接受记者访问时,我正在餐厅吃麵。我听到他说要谢谢我和王献箎,我顿时百感交集,差点哭了出来,是有点委屈和心酸吧。

李安教会我的两件事情。第一,这个世界没有你,所有事情还是会完成。第二,机会虽然要好好把握,但匆忙上阵,机会也许变成陷阱。离开电影工作后,我也放慢生活和工作的步调,不再那幺慌张和匆忙,满脑子只想要成功,凡事也不再以自己为中心,也不再恐惧自己失去了对别人的重要性。在那段漫长的沉潜低调的岁月中,我写了许多给儿童和青少年们阅读的小说和散文,用另一种方式和这个社会沟通,我忽然感觉自己的力量比电影时代强大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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